谢裕民一如既往，就是拿新加坡尚未建国的历史和建国以来的政治现实作为写作题材，努力不懈。他认为这是身为末一代华校生必须完成的功课。上一本著作《不确定的国家》获得2023年非虚构类新加坡文学奖，受访时他说：“当历史比小说更精彩时，何必要虚构？” 然而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他话里隐约的意思是，文学，有时候就埋伏在一个细节、一句话里头。

甫出版的小说《我的游离性遗忘》换一副新鲜面孔登场，开篇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男欢女爱。原始的舞蹈，粗放的韵律，情绪与肉欲一如潮涌汹汹奔赴彼岸。女的轻声问：“你都在这个时候流泪吗？” 就是这句话揭示了小说的开端。

如果请李安导演，演员照旧是演绎过《色戒》的梁朝伟和汤唯，开头的床戏又可看到痛苦、曲折而欢愉的内心——情色里有丰富的内容。

当创伤是一道谜，谜底竟都是泪水，汩汩涌自心理的裂口。泪水等待诉说布满伤痕的故事。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创伤会在我们的心智和身体留下印痕，印痕会不断冲击每天活着的方式。荷兰精神治疗师贝塞尔·范德寇著有《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译者刘思洁），他给读者的启发是：创伤的过程所铭记下来的经验和身体感应，并不单纯以记忆的形式被接受，而是变成当前破坏性的身体反应。换句话说，受害者会在无助而绝望的汹涌大海中漂流，受尽折磨。

三条叙述线组成男主故事

小说中的男主角遭遇过严重而且恒久的心灵创伤。阳痿就是创伤潜伏在他的身体并转化成一种症状。

谢裕民用“你”“我”“他”分头叙说，三条叙述线组合而成男主角的故事。有趣的是，读完了小说仍不知道男主角叫什么姓什么。男主角回忆自己成长的经验是故事的核心，却用第三人称，像在诉说别人家的事。“他”三岁时夜里看见妈妈用筷子夹住爸爸的小鸡，之后爸爸就失踪。到底爸爸去了哪里？妈妈三缄其口，只说：爸爸去外地工作，几年后才回来，没这么快回来，后来突然告诉“他”和弟弟，爸爸死了。那一年“他”念小六。小小的心灵模模糊糊意识到，爸爸的失踪和一件大事情有关。后来读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回忆录，方壮璧是在葱茅园为了躲避逮捕，沉入浮萍池潜泳逃至大成巷。蓦然间，浮萍池、大成巷、方壮璧遂把“他”的记忆串联起来。“他”渐渐明白，妈妈带“他”到屋后散步，欣赏浮萍，其实是在等爸爸。“他”趁妈妈没注意时也偷跑到浮萍池旁等爸爸，“他”感受得到妈妈的悲苦和委屈。为了躲避周遭的眼光和闲言闲语，隔三岔五妈妈就说我们得搬家了。可是，妈妈始终没有把真相告诉“他”和弟弟。妈妈年纪大了患失忆症，半夜，帮佣扶着她从房里走出来，持着扶手架，看见“他”，问：“爸爸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妈妈一直在等爸爸回来。 “爸爸失踪”变成家里一道随时出没的阴影，变成一块会行走的伤疤在“他”和弟弟心里隐隐作痛。

用第二人称叙述男主角与友朋的交往。“你”无端惹上非礼罪名而被控，遭受到疑云阵阵的精神折磨无妨看作一个预示：祸事会莫名而降临。阿祥、世修、烈子和“你”的交往过程频频展示人性的真诚、虚假和阴暗；平静处却汹涌暗流。“你”访鲁迅弟子U作笔录尤其受触动，想起妈妈的悲苦。更有外来的力量渗透进来，中和堂原是反清四大寇之一尢列的据点，曾卧虎藏龙，亦有过肝胆照人的故事。卡若琳最是无辜，她是“你”读大学时交的女友，最后含泪分手仍不知何以然；“你”含泪咽下梗在心口的难堪。爸爸失踪的阴影连同威慑一并凝固在“性事”上，涉足“你”的日常生活。

“我”叙说现在进行式。男主角受“性事”的困扰。性事的纾解却厘清复杂的政治现实形塑而成的症结。“我”的老师是英国汉学家霍大卫，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爸爸失踪”的问题；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寻找“我的爸爸”的蛛丝马迹。霍大卫携家眷重返新加坡度假，“我”陪老师走走看看。老师对南洋国家的文史甚有兴趣，他从新加坡旧街道名看到地理景观的变迁一直在诉说社会民间的各个故事。“我”和老师的女儿久别重逢，相处得很好。她昵称为Fish，活泼使她轻灵，随时展翅飞行。只要她的倩影出现，就带来生动的风。Fish曾在新加坡待过16年。旧地重游，她已32岁，作风成熟果敢。小说中Fish是催化剂。Fish赋予小说重生的快乐和信心。而她却懵然不知自己点亮了男主角阴暗的心里角落。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她的角色，前呼后应。结尾处男主角从师母得知Fish在医院，急忙赶去，小说的叙述顿时文采斐然，读者大概会拿开头男主角的“眼泪”联系起来读，细细玩味有些什么弦外之音。请读：

赶往医院途中，身边的环境像电脑画面被调亮，亮光全投射在身上，亮光夹带凉风顿觉身上有粉尘飞起；接著是一阵细微至几乎听不到的破裂声，身体不知几时包裹的一层透明轻薄固体正纷纷绽裂，随即体内所有的接口重新接上，水流淙淙，偶遇瀑布，水花四溅；整个人有这些年没有的清爽，高昂，如从尼采身边回到自己的世界，没有“你”或“他”，我就是我，没有分身。

1967年10月29日大成巷发生吃猪肉而缩阳的怪事，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恐慌与惧怕，魏雅龄医生说是心理病。“他”三岁看见妈妈用筷子夹住爸爸的小鸡，跟着爸爸就失踪。“你”和卡若琳亲热而发觉自己不举。——创伤终于以彰显在“我”的身体。

阳痿的文学隐喻是心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也是时代的。杂糅在其中的恐惧、忧郁、悲伤会流动。小说之意图是以“阳痿”来呈现它的状态。

读者或还有期盼。“我”得到有心人的指引飞到澳大利亚——庄亚才知道爸爸的踪迹。可惜庄亚才已乘鹤西天。弟弟恰巧认识庄亚才（在澳洲叫Gary）。Gary告诉弟弟，部队里发生肃反事件，为了逃出劫难，他和“爸爸”冒险逃出森林，为策安全，分头奔逃，“爸爸”往西逃去，从此没再联系。Gary想不起“爸爸”的真实名字。最后“我”确定爸爸是左翼分子，潜入森林打游击成了地下组织成员。至于是不是因躲避逮捕而逼上梁山仍不得而知。眼看就找到答案，Gary偏记不起名字。“我”努力的结果只剩大时代一个余响吗？“我”这时心底会浮现怎么样的感知？“我”对活着有怎么样的发现？

犹有进者。妈妈企图抹去记忆，而记忆不肯忘却。记忆在她心中时而浮现，她把它“冻结”在自己看不见的部位。它跟着她走。更深夜静时，妈妈心底会浮现怎么样的感知？妈妈对活着有怎么样的发现？小舅是一个必须牢牢记住的人物。小舅人微言轻，他对那个时代有自己的意见。小舅伸出援手给姐姐一家。小舅心底会浮现怎么样的感知？小舅对活着有怎么样的发现？台湾大学教授高嘉谦序言说：“谢裕民着眼小人物，描述大时代下被左翼思潮牵动的学生、青年，他们的平凡面孔，以及长时段的人生遭遇。小说里没有特定政治人物的光彩，谢裕民的左翼故事是‘普及的左翼，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同情贫苦，反对暴力、剥削的普世价值观。’那是新加坡社会曾经输入、根植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青年的社会理想。”社会理想牵动了广大群众，自主或被动。小舅和“鲁迅子弟”同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读者会想看到，小说是如何透过细节更为幽微地触及人物的心理层面。

“组合叙述”大时代

对那个大时代的认知，小说采用“组合的叙述策略”，各个面向拼合而成“图像”。时代的轨迹甚复杂曲折，生命甚幽婉。所谓历史正是不断拼凑挖掘到的文物，野史的缝隙，文献与档案，以及零章断简组合一个接近一个的“真相”。“组合而认知”得以见。所以智者说，时间是最后的见证人。

首先是英国学者霍大卫眼中1970年代的新加坡。彼时新加坡社会充满梦想，都在冲锋陷阵，意识形态相对抗，情绪飞扬；而英国则经济停滞，社会衰落；国际局势亦因越战自60年代开打，冷战十分严峻。霍大卫甫到新加坡上的第一堂课竟是：留长发的旅客不得入境。严禁长发颇遭批评，霍大卫却注意到，留长发跟当时整个国家格格不入。战后婴儿潮已长成年轻力壮，正努力打拚，不计得失。第二堂课是 “红毛船到”指美国大兵登岸消费带来经济效益。可是，民间对“红毛”的印象是负面的，而且可追溯到大航海时代。霍大卫自然也留意到西方思潮和风尚的影响，英国留下的内部安全法令最受诟病，种族和语言是尖锐而棘手的问题。他的视角甚至延伸到2000年以后，发现新加坡人的收入增幅十分可观，填土计划按部就班进行，领土拓展了四分之一。一个老外的视角对新加坡人认识新加坡不无提示与启迪的好处。

其次是左翼青年——谢裕民小说称之为 “鲁迅子弟”——投身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所谓“鲁迅子弟”是广义的称谓，不限于鲁迅在中国的学生。1950和60年代，新马青年流行学习鲁迅以凸显时代青年的形象：崇尚独立思考，批判社会，追求自由。“传承鲁迅精神”“跟着鲁迅走”成为时代的旗帜，迎风飘扬。霍大卫亦认为，用“鲁迅子弟”比用“胶林之子”更贴合更具体地描述当年的精神气象。及至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崇拜达至顶峰，革命思想经过包装——祖国+反殖+无产阶级斗争——透过“鲁迅”输出，浪潮汹涌几欲排山倒海，“鲁迅”变成战士与导师。时代风潮变得诡谲，“鲁迅子弟”变得复杂，难以简单概括。作者用第一人称呈现访谈“鲁迅子弟”的笔录——让当事人直接面对读者，读者应有自己的领会与判断。访谈的副题暗示记述者的某个视角和观察。笔录主要阐述他们／她们身陷囹圄的经过，他们／她们的观点、担忧、申辩、愤懑与妥协。故事曲折、心酸。举例言之，U坦承，为了获得自由只好写悔过书，撒了谎，说自己曾参与马共活动，其说辞带出些谐谑与反讽。鲁迅弟子N被逮捕是池鱼之殃。他原是个做道具的小工，手艺灵巧。在狱中振作起来，苦学法文，释放后留学法国学雕塑。豁然有所悟，他雕塑两个抽象的人面对面立著，又用火在两个抽象人之间烧出一道深邃的缝隙，取名《清理与鸿沟》。这是N的第一件作品。他把自己的声音诉诸此雕塑——其中也一同包纳了其他鲁迅子弟想要说的话。他们／她们卷入滔天的浪潮，他们／她们曾经叱咤风云，他们／她们的舞台以及扮演过的角色应该如何诠释，他们／她们都老迈，逝世了，也尚有健在者。那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他们／她们最后囫囵吞下对自己的残酷——莫测的风云掀起的巨浪吞噬了自己的人生。

鲁迅子弟的笔录特留下一页有待于鲁迅子弟S来填补。“S”暗示不止一个。鲁迅子弟把自己的遭遇一块一块贴上去，俨然一个阵势，而时代整体的色彩仍未完备，还缺了谁的故事吗？读者会问，鲁迅子弟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是否有些不一样的领会和感悟？

李志明的故事充满偶然性却又透露那个时代的一个信息：小老百姓置身于非常的时代，身不由己变成了宿命竟把自己连番滚成一个罪犯。60年代有左翼分子被遣送回中国，更有青年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李志明16岁仍吊儿郎当在蜜驼路当咖啡囝。父亲把他送去中国读书。中国正闹饥荒，他逃离到香港，经罗湖又落入圈套被拐到台湾。李志明猛然醒觉：“两岸处于内战状态，他们要从我这里知道对岸情况，我遇到的是一群特务”。却又因祸得福，他留在台湾念书。不久又被指控为“共匪特务，潜入中华民国”，被迫签两份自白书，而调查人员因此获得20万奖金。倘若他愿意提供另一个名字，马上可获得自由。70年代初回返新加坡，他已25岁，感觉自己到地府走了几趟才得以回到家。

时代的烙印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创伤，亦影响身边的人。小舅默默给予男主角兄弟俩失去的“父爱”，日常里、言语上，小舅暗暗给予姐姐宽慰，每次搬家他是少不得的助手。兄弟俩慎而敬重地处理小舅的逝世，弟弟要求等他从澳洲赶回来看小舅最后一面才下葬。小舅的墓碑刻上兄弟俩包括弟弟一家的名字——刻下小舅耗尽的心力。小舅的仁厚与温暖维持姐姐一家的正常生活；他没有结婚。小舅的遗物中竟然发现一份剪报，青松的诗——这是一个预料之外。在搜索鲁迅子弟的资料时，“你”发现有个诗人叫青松，他的诗歌风格很不一样，“你”特辟出一节的篇幅讨论他的诗歌，并举《路过新加坡河》为例，说“他的诗就是那个时代的写实主义，不是革命现实主义。”——这亦是预料之外。两个“意料之外”联系起来看其实又给读者一个暗示：那个时代存在着另外一把平凡民众的声音，“鲁迅子弟”之外亦有另一把声音说不同的鲁迅；小舅默默地看他的时代，小舅这样的小老百姓一直沉默。时代的某个聚焦与某个失焦就潜藏在剪报中。

藏传佛教学者张澄基著《禅道修习》，他说：“怀疑愈大，觉醒愈大；怀疑愈小，觉醒愈小。若无怀疑，必无觉醒。”是的，探问真相者须采用怀疑的态度才有可资庆贺的收获。台大心理系教授林耀盛为《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的中文译本写序，题为《以身为度，心脑互联：阅读创伤及其时代》，他说：“创伤的游离失所性质，呈现了一种待思，却未思的处境。唯有将创伤视为一种介于毁灭与存亡之间的吊诡，我们才有能力去指认创伤经验里尚未被理解的部分。”

阅读《我的游离性遗忘》的过程无妨也给自己一次探问的机会。笔者的阅读和批评仅是一次探问。您的阅读和批评仅是一次探问。文本是开放的，若有新的发现更好，结论则不必是读者急于抵达的终点。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