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国宝级珍藏——威廉·法夸尔自然历史绘图或博物画（William Farquhar Collection of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首次出国，远赴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The Australian Museum）展出。展览“来自海岸：新加坡的自然故事”（Tails from the Coasts: Nature Stories of Singapore）于5月8日晚上开幕，旨在通过200年前精美的水彩画，探索澳洲和新加坡之间生物多样性的共同纽带，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金·麦凯（Kim McKay AO）说：“这些被新加坡视为国宝级的画作既独特又令人熟悉，描绘了东南亚这片奇异而茂盛的生物区中发现的非凡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令人惊叹的植物”，“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环境脆弱的重要时刻，也展现了当地艺术家在西方传统的科学工作中所展示的卓越技巧和技艺，融合的视角和文化引人入胜。”
金·麦凯受访时指出，作于200年前的法夸尔博物画与成立于1827年的澳大利亚博物馆几乎同岁，该系列提升了我们对自然（尤其是动物）的认知。她说：“澳洲有超过30个物种灭绝，而从法夸尔系列可知道这些动物200年前长什么样。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人类没有自然，什么也无。”
连接两国动物与地理环境
澳大利亚博物馆有南半球最大的自然、历史、文化藏品和标本，超过2200万件，旗下的研究所通过了解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潜在的生物安全威胁和入侵物种，在保护澳洲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研究所有120位科学家，每年发现200种新物种。金·麦凯说，随着DNA最先进科技的使用，重新发现：历史上看似一样的物种其实属于不同物种。
金·麦凯认为新加坡很小，但是物种之多，令人惊讶。其中一些候鸟，随着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EAAF），从北极圈的俄罗斯及阿拉斯加，南下经过东南亚，再到澳洲和新西兰，可见，动物并无国界。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曾美君说，在澳大利亚博物馆举办这场重要里程碑的巡回展，是两家博物馆合作与联系的重要体现——两馆都扎根于自然历史，且是各自国家最古老的博物馆。此展过后将巡回到阿德莱德植物园展出。
成立于1887年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前身为莱佛士博物馆，也是当年采集自然历史的中心，最初定位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美君说：“自然遗产对新加坡和澳洲都至关重要。本次展览是一次绝佳的合作，旨在通过连接两国的动物和地理环境的视角，来纪念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此次展览能够围绕环境和动物保护等当代重要议题，引发有意义的对话。”
自然是新加坡身份认同之一
“自然历史是最亲切也最直接打动公众的课题，通过19世纪收集到的自然（花草动物），得以呈现新加坡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带出我们是花园城市，并在2030年迈向自然城市的愿景。自然历史也连接到当代重要的议题，包括保护动物、环境永续性。法夸尔系列描绘的动植物有些经已消失，说明了自然不会永远都在那里。展览提升我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通过审思，呼吁人们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她说。
待国家博物馆2026年翻新开放后，仍有吴声梓展厅以新的主题轮换展示法夸尔系列，曾美君透露未来可能在新加坡再次重展整个系列。目前可在国家文物局设立的网站roots.gov.sg看到完整的477张画。
法夸尔（1774-1839）曾任马六甲（1803-1818）和新加坡（1819-1823）驻扎官，对植物学充满热情，委托一群无名的艺术工作者创作19世纪马来半岛的博物水彩画。策划本展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助理策展人叶明善指出，从这些画作的画风，以及英文、马来（爪夷）文或中文的图说，显示创作者很可能来自广东、文士、标本收藏家和博物学家，且受当时多元文化的影响。法夸尔在1827年把477幅水彩画捐赠英伦皇家亚洲学会，新加坡富商吴玉钦1995年购赠国家博物馆，并以先父吴声梓命名特设展厅。
本展展出法夸尔系列的36幅，集中在哺乳爬行动物鸟鱼，分成五部分开展故事。展厅入口处，法夸尔在马六甲与新加坡饲养过，以蔬菜、鸡蛋、鸡头等喂食的熊狸（binturong）成为焦点，这是一种在新加坡—马来亚发现的哺乳动物，也被称为熊猫，但既不是熊也不是猫。澳洲第一只有记载的熊狸在1882年，由新加坡送往墨尔本动物园。叶明善说，展品的挑选带出新加坡与澳洲在自然历史的共同处与差异点，也讲述过去动物与人类接触的故事。
新加坡面积仅740平方公里，但有超过60种哺乳动物、160种爬行动物和300种鸟类。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54年来到马来群岛，1859年提出动物生物界的地理界限，将亚洲与澳洲划分开来。叶明善说，17世纪在新加坡普遍可见的水鹿，人们以为在1950年代因树林砍伐与狩猎而消失，近年又重现。水鹿因为狩猎而在1868年进入澳洲，现被视为“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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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故事不仅通过绘图，还通过听觉呈现。扫描画作旁的QR码就可听到黑手长臂猿为避免他人侵占地盘发出的高亢尖叫声。画中的山竹和黑手长臂猿比例失调，叶明善猜测或许二者分开绘图。新加坡动物园在1934年将一对黑手长臂猿送往阿德莱德动物园，以换取一对袋鼠。大眼斑雉求偶时的叫声之大，公里之外听得到，还有蟾鱼发出的声音，公众可听一听。
法夸尔博物画有些带点神秘感，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看到的蓝腰鹦鹉被加了一条本来没有的长尾，可能标本有损，作画者误以为有尾。而澳洲的鹦鹉之多，早期探险者命名为“鹦鹉之地”。
新澳共享印度洋与太平洋，一些水下生物两国皆有，比如河口鳄鱼、花蟹。鳄鱼在17世纪新加坡—马来半岛普及，法夸尔在河边遛狗，狗被鳄鱼吞掉，找人抓来鳄鱼灭口。
叶明善指出，法夸尔的19世纪自然世界随着都市化发展，新加坡有超过120种动物物种灭绝。这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绿意蓝图与环境保育项目，让一些物种重现。展厅呈现的一对犀鸟，皱盔犀鸟（Wrinkled hornbill）濒临灭绝，反观，一度消失的冠斑犀鸟（Oriental pied hornbill）在1994年重现。新加坡与国际组织合作，万礼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塔斯马尼亚袋獾的家园。
展览从5月10日至9月7日，在澳大利亚博物馆举行，免费入场。
新加坡植物园“世界植物艺术展”展示作物多样性
新加坡的生物多样性需要保护，这包括植物世界。配合5月18日世界植物艺术日（go.gov.sg/sbg-botanical-art-day），并为了庆祝新加坡植物园入遗10周年，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成立150周年，国家胡姬园30周年，植物园的植物艺术画廊（7 Gallop Rd S258965）即日起至11月2日，举办“2025世界植物艺术展”。
展览以作物多样性为主题，展出当代及历史性植物艺术作品，包括新加坡植物绘画协会25位艺术家的38件水彩新作，以及植物园前驻园艺术家朱莱米·本·萨姆苏里（Juraimi bin Samsuri）1940年代的画作。
植物绘画协会成员作品涵盖了传统作物（未在现代大规模单一栽培农业中使用过的传统植物品种）、作物野生近缘种（可增强栽培作物产量或采集的野生植物）以及古代作物（以原始形态种植了数百年的植物）。这些植物都具深刻的个人意义，唤起创作者对家乡、家族和传统文化的回忆，有些令人想起家常烹饪中的常见食材，另一些则与传统节日中的重要作物相关。
新加坡植物园植物艺术画廊策展人麦克·罗达（Michele Rodda）博士受访时说，这些植物还因其在食品、医药和纺织领域的作用而备受珍视，代表现代农业中常被忽视的丰富遗传多样性。例如，银杏和莲等常见物种，与海葡萄（Coccoloba uvifera）、丝须蒟蒻薯（Tacca integrifolia）等意想不到的品种一同展出。他说：“通过展示这些鲜为人知的品种，展览强调了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同时颂扬了植物插画的艺术性，旨在提高公众对鲜为人知和未被充分利用的作物的认知。”
1942年至1971年朱莱米受雇于植物园期间创作的近400幅插图，部分作品也将展出，其中一些是在战时物资匮乏时期种植的。他细腻而精准的描绘不仅记录了植物学的细节，也展现了当地食物来源的韧性。
植物园馆藏超过2500幅彩色插图和大量的水墨与钢笔画，是东南亚最大的植物艺术收藏之一。这些藏品是几代艺术家作品的宝贵历史记录，其中包括首次发现的科学界新物种插图，一些物种现已在当地灭绝或濒临灭绝，也反映了艺术家或委托创作方多年来不断变化的兴趣。麦克罗达指出，植物园成立以来以各种方式运用植物艺术来支持其工作。在商业摄影出现之前，植物艺术是准确记录植物形态和色彩细节的唯一途径。随着摄影技术兴起，彩色插图式微，而从1920年代起，水墨画因其易于在科学论文中复制而更流行。
植物插图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鉴定稀有或科学界可能未知的物种，这一点至今仍然弥足珍贵。尽管包括数码工具和人工智能应用在内的现代技术增强了我们研究和鉴定植物的能力，基因分析等进步也彻底改变了植物分类学，但是植物艺术仍然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科学插图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生命科学的深刻理解，它具有独特的优势——艺术家可以选择性地强调诊断特征，在一幅插图中展示多个生长阶段，并清晰地描绘出照片难以捕捉的复杂结构。这一点在处理植物标本时尤为重要，娴熟的艺术诠释能够有效地赋予干燥标本“生命”，并凸显其细微的显著特征。通过精心排列和选择植物材料，植物艺术家创造出全面的视觉参考，为现代科学方法提供补充，并对分类学研究和植物形态学记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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