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普遍晚婚、迟育，加上忙碌的高压生活，很多人因为不育而接受人工受孕。然而，在东方社会，仍有不少人开不了口谈“无法自然受孕”这件事。
有人曾说，人工受孕最辛苦的不在身体，而是心理。最近艺人马艺瑄公开自己是“试管妈妈”，坦言经历这个过程的女性内心其实很孤独。
“备孕，怀孕，流产……”The Ate Group首席运营官郑思玲（42岁）曾接受过数次宫腔内人工授精（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简称IUI）和体外受精（In-vitro fertilisation，IVF）医疗辅助怀孕，当中的心路历程，难以为外人道。
郑思玲和丈夫亚历山大（Alexander Mordvincev，新加坡游泳协会国家队教练，35岁）育有一名5岁儿子Nikolai。
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郑思玲大方透露，儿子是她在2018年，两次借助IUI怀上的。她说：“女性怀孕时的情绪容易受到荷尔蒙波动和持续性的焦虑和失望所影响，但我很幸运，第一次怀孕时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年轻时有生育规划
郑思玲20多岁开始定期做妇科检查。“30多岁时，我发现自己的卵子数量偏低。我很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孩子，于是和妇产科医生讨论冻卵的问题，可惜当时新加坡还不允许冻卵。由于我的卵子储备不足，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在接受IVF前，先尝试IUI，幸运的是我成功受孕了。”
五年后，计划再生育的郑思玲发现她的卵子储备数量变得更少，41岁时做的血液检查也显示她开始进入围绝经期（perimenopause）。“我相信数据，也知道时间不等人。在尝试IVF前的四至六个月，我和先生尝试注射荷尔蒙和自然受孕不果，后来做了三次IVF，从满怀期待到最后失望而归，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令人心力交瘁。”
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郑思玲通过IVF成功受孕，却在怀孕初期流产。“最后一次尝试IVF时，我的卵子解冻后非常健康，细胞分裂得非常好，去年12月初，我怀孕了；却在12月底上厕所时，轻微出血。我立即打电话给医生，经诊断证实我已经流产。”
郑思玲和先生痛哭一场后，慢慢接受二胎流产的事实。“我们尽力了，只能为所拥有的感恩，珍惜和Nikolai在一起的时光。”
她不讳言，长达一年半的求子之路，让她的身心疲惫不堪。“我须要百分百地投入工作，并且照顾好家庭。由于荷尔蒙波动和失调，我的身材在过去一年出现变化，体重增加不少，我甚至讨厌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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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玲坦言：“接受体外受精，或多或少会对夫妻关系造成压力。除了家人的关爱与支持，女性还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理解。爱是支撑这一切的基础，另一半可多参与家务，给予鼓励。夫妻间也应有更多的约会时光。”
“试管妈妈”应多与人交流
“试管妈妈”不孤单，多与人交流，让情绪有出口，心理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计划接受不孕治疗的女性，首先应做好功课。郑思玲说：“成为‘试管妈妈’并不是件坏事，与你的伴侣、同事、亲友们坦诚沟通，你会发现许多人可能也有同样经历，他们会向你敞开心扉，给予支持。”
郑思玲建议正在努力尝试怀孕的夫妻可先讨论达成共识，给自己设定时间表。身体需要休息时就停下来，特别是当自己已尽力。另外，与医生坦诚沟通，找出问题考虑不同治疗方案， 保持开放态度。
“我很感激也很庆幸自己成功怀上一个孩子，所以我可以想象没有孩子的夫妇，在尝试人工受孕或接受其他不孕治疗几年后，决定停止治疗时有多心碎。”
过来人三建议
有些女性对人工受孕持观望态度，有的则存有恐惧。接受人工受孕前，郑思玲建议：
1. 教育身边人，让大家意识不孕不育很普遍，不应是禁忌话题。
2. 与医生沟通，多接收资讯，冷静思考，保持正向思维非常重要。
3. 经济考量。并非每个人有能力到私人诊所就医，政府医院设施齐备，但要做好等待的准备。
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接受IVF可获得政府经济援助。如果夫妻都是新加坡公民，可获得高达75%的试管婴儿津贴。如果夫妻一人是新加坡公民，一人是永久居民，津贴最多为50%；夫妻一人是新加坡公民，一人是外籍人士，津贴最多为25%。所有津贴都有尝试次数的限制，费用能动用保健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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