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康又有新书问世，虽然平时大家各忙各的，难得见面，出了新书，庆康没忘记老同事。自四月开始，庆康跟我和培芳来来回回发了几次简信，终于敲定了适合彼此的餐叙时间。

过去在报社里，我和庆康一直有比邻而坐的缘分，从仁定巷到大巴窑，都是如此。庆康喜欢倪匡、亦舒、李碧华的作品，尤其是倪匡，是他视如偶像的作家，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没改变。过去商务印书馆还在本地营业的时候，偶尔送来这三位香港作家的样书，我稍微翻过之后，自然而然会将新书放到庆康桌上。我总相信，书本的最好归属，是找到对的读者。

庆康出道于1980年代末，属于“末代华校生”，英语水平较一般“老华校”生高。他早期的作品，爱使用语码混用，常以英文参杂中文，在以华文书写的文章中，夹杂英语单词、短语，有人因此称他独创一格，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不利语文发展与传承。

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为语文教育政策的突然改变，本地年轻一代受到主流英文教育的影响，喜欢以中英文转换的“罗惹”式华语谈话。庆康的选择，或许也是在当时的语文趋势下，借以吸引年轻人阅读。事实上，他出版于1990年代初期，描绘校园生活的散文集《发骚岁月》，以及游记《神经侠旅》等，曾叫他在年轻人的圈子里红极一时，这两本书成了当时的畅销书，销售量以万计。

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看到庆康在文章里呈现中英文参杂的破碎语言，而以纯粹的华文写作，而且遣词造句越来越成熟老练。

那天午餐桌上，我们一边轻松地吃着点心，一边聊起往昔旧事，想起他的“发骚岁月”，以及近些年他在写作风格上的变化，我问庆康，为何最终放弃了初出道时的创作方式，走向纯华文写作的方向。庆康坦言，最初是得到专栏作家周洛仑的提点，再加上自己在写作路上的一路反思。

周洛仑曾于八九十年代，以其如沐春风的笔触，在《联合早报》写过几个专栏，内容海阔天空，从生活点滴、怀旧忆往，到戏剧、电影、时尚、游记等。庆康回忆道，那时周洛仑看了他的文章，不止一次鼓励他，劝他尝试以单纯的华文写作，不要总在文章中穿插英语，渐渐的，庆康听进心里，也从中获得启发，决定好好磨练文笔，以纯粹的华文写作。

那天庆康提着两袋新书前来，每一个袋子里装着两本刚问世的新书，靛蓝色的那本叫《贤言》，粉桃色的是《贤语》，两本书分别是庆康“2359”专栏结集的第九和第十本书，这个专栏在1999年启动以来，至今26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这天在家，打开《贤言》《贤语》两本书，读到了庆康在序文里的自白，仿佛回应那天我们在餐桌上的谈话，庆康提及自己年轻时写作，“写得极端口语化，还夹杂不少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可他后来慢慢意识到，“语言虽然是自由的，但也需要某种规范”。于是，他“逐渐去掉不规范的用语，试着用更精炼、更有层次的表达方式，让文字深入浅出”。

庆康说，“我和我的文字，一起长大”。我喜欢这句话，也相信这是庆康的由衷感言。他又将自己的人生概括成一句话，“我除了写，就只会与文字谈恋爱。说才华似乎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没有其他更擅长的事。”他又说，“仍然在写。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我对文字的热爱始终如一。”

这些年来，从庆康的文字，感觉到他一直很认真地生活着，然后将生活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化成文字，不管是亲情、友情，不论是旅游、美食、阅读、影剧，乃至吃喝玩乐，写得家常而近乎自然。

看他描写自己为父亲庆生，千里迢迢带着双亲开车北上，到吉隆坡与亲人团聚的真情流露，又看他从好友：新加坡交响乐团副首席佘美幸的荣休，书写对“人生换季”的感悟，字里行间有淡淡的惆怅，也有对春花、秋叶，不同季节不同美景的欣赏与体会。

过去与庆康同事30余年，大家平时各司其职，在工作上并无直接交集，可同在一个职场，且是近邻，看着他从一个爱以罗惹华语书写校园岁月的青涩写手，到以老练却不失童心的语言抒发对世态人生、人情冷暖的体会，这里面有庆康个人的成长经验，也有社会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