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长期陷于经济低速增长或停滞，难以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以来，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出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必须未雨绸缪，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有几个。

一、包容性制度的缺失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没有建立包容性制度，即市场、民主、法治体制，基本属于攫取式制度，民众不能公平分享权力、机会和财富。如《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所说，包容性制度下的市场、民主、法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发达国家以及从中等收入上升为高收入的国家，均建立了成熟的民主、市场和法治体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些有了初步的市场体制，但缺乏民主、法治。制度缺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在威权政府和民选政府之间轮换，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东南亚国家很多是威权政府，有的还属于军人政府。拉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便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因此，这实质上是制度陷阱。

二、收入差距太大，社会保障不足

由于未能建立包容性制度，资源和财富分配倾向权贵阶层，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国民收入差距太大，基尼系数偏高。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甚至0.6；一些东南亚国家超过0.45。这些国家未能建立充分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低收入阶层收入偏低，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未能通过二次分配得到有效纠正。成功上升为高收入的国家地区，能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差距较小。例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

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是不平等陷阱。贫富差距太大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三、发展模式、经济结构未能转型升级

一些国家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资源，对科技、教育投入不足，未能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升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未能从要素资源驱动转型到科技创新驱动。多数拉美、东南亚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一旦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又无法在高附加值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就失去竞争力。这些国家往往过分依赖投资，负债率偏高，抗风险能力下降。对消费重视不够，也由于分配不平等，居民收入、消费不足，经济未能从投资主导转型到消费主导，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经济危机、社会动荡

由于经济政策不当，一些国家负债率太高，资产泡沫严重，一些政府在债务、财政支出压力下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例如，拉美国家多次发生债务危机和严重通胀，造成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东南亚国家由于过分依赖投资、债务发展经济，1998年金融危机，就造成经济、财富大倒退，很多东南亚国家的高速发展戛然而止，从此陷入缓慢增长的陷阱。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国应吸取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采取措施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一、建立完善包容性制度，即市场、民主、法治体制，这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制度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制度改革是根本之策，决定国家方向和前途，良好制度才能带来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市场化改革尚在半途，在要素资源如土地、资金、劳动力配置上未实现完全市场化，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中国排第104名。它须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减少国企对资源、财富的垄断，增加民众的参与、监督，使民众分享更多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成果。

二、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关键，是要完成的必修课。

收入差距太大的国家比较难上升为高收入国家，中国贫富差距已十分严重，基尼系数近年约达到0.46至0.47。多数发达国家在0.4以下。缩小的关键，首先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以机会平等推动收入平等。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垄断、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造成的。竞争会让收入水平接近于市场平均水平，一般市场体制和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二是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投入，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向中下层居民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加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占比，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30%）以上。2022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占比为14.1%，但若按国际通行口径合并医疗、养老等广义社会支出，总体比率可能接近20%至25%，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是提高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均等化，以教育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打破阶层固化，以教育平等推动收入平等。教育资源应适度向中下层、农村倾斜，低收入阶层提高教育水平后，才能跃升到中高收入阶层。

三、推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政府主导、投资导向、资源驱动转型为市场主导、消费导向、科技和效率驱动。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发挥较大的干预作用。但政府的过多干预会扭曲市场、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加重腐败。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应逐步从市场退出、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要减少投资占比。202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率达到38%，在世界上偏高，须要逐步减少，将更多资金分配给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投资导向转型为消费导向。

继续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以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引领经济升级。中国教育投入占GDP的4%，发达国家一般在4.5%至6%。中国研发投入达到GDP的2.6%，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但仍低于美日韩等科技强国的3%至5%水平。中国须要采取教育、科技优先发展战略，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推动力。

四、防范经济危机，保持社会动态稳定。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包括隐性债务可能达到或超过GDP的100%，全社会债务已超过GDP的280%，在世界上已属偏高，债务风险较大。为了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须要控制政府债务，将债务率降到合理比率。

五、尽可能延长和平环境。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长期的和平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陷入长期战争而衰落。古希腊因为斯巴达与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分裂衰落；西班牙帝国因宗教、争夺领土陷于长期战争而衰落；英国、法国因为一战、二战从一流强国降为二流国家；美国因为越南战争陷入经济停滞；阿富汗战争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须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吸取各国教训，在维持、提高必要国防实力的同时，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环境，避免中断经济发展。

总之，只要建立良好制度，采取正确政策和发展路径，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就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

（作者是北京金融法律顾问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