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综合诊疗所2023年针对18个月大的孩童开展的一项研究，本地自闭症的病发率为1.1％，也就是说，大约每100名孩童中就有一人患有自闭症。前不久，我为一所大学的学前华文教育与专硕课程的学员，做了一场关于特殊教育的分享，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本地目前对自闭症等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童的支援，处在一个怎样严峻的境地中。

教育部长陈振声曾说，本地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孩童中，八成都在主流学校就读。几乎中轻度的身心障碍学童都与普通学生一起上学。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融入社会。这也是融合教育的理想。

虽然融合教育的理念是先进的，但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身心有障碍的孩子如果没及时被发现，通常就进入了主流幼儿园，开启他们的第一次学校生涯。所以几乎每一个幼儿园教师，都有可能面对至少一两个特需儿童。然而，幼儿教师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特殊教育，最多只上过一两门有关特殊教育的课程。让每一个幼儿教师在取得幼教文凭的同时，再投入大量时间去修读一个特殊教育文凭也不实际。

目前，在大多数幼儿园里，也没有专门的特殊教育教师。所以，当面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读写障碍或者其他类型的发展障碍学生时，所有的压力几乎都压在带班教师的肩头。其他教师，包括园长等，也未必有特殊教育经验，这就导致同事之间的支援比较弱。而且，本地培养的特殊教育教师，通常会优先进入特殊学校，主流学校长期面对特殊教育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

今年1月4日《新明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涉伤女童幼教师：看她哭，我也哭了》的新闻，报道一名幼儿园教师面对一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这名教师因为在教学中压力过大，情绪崩溃，对女童造成伤害。受害者是一名两岁女童，她总是在课堂上无法安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我和学员分享这则新闻时，大家一致认同那个幼儿大概率有特殊学习需要，而教师明显缺乏应对特殊学童的经验，导致了这场学校、教师、学童“三输”的局面。

我曾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修读过特殊教育文凭和其他有关精神残疾照顾证书课程，并在两地都有辅导特殊学童的经验。当我和学员分享在普通学校环境中，如何深入理解特需儿童的主题之后，那些一直在幼儿教育一线服务的学员，纷纷提出他们自己面对的问题。

一线老师如何让自己不崩溃？

其中一名幼儿教师的班上学生中，竟有五名有特殊学习需要。当这名教师殷切地寻求教学建议时，我能感受到她对自身专业的那种热爱。同时，我也感到心痛，很心疼我们的一线老师。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这名教师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自己做到不崩溃呢？那天，学员提问的踊跃程度，不仅让我感受到他们的教学热忱和对知识的渴望，还让我感受到目前我们投放到融合教育中的资源是多么的不足，对一线教师的支援又是多么的不够。

我有一名老师在香港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超过30年。他说，自闭症是最消耗人精力的精神疾患，须要照顾者付出终生的精力和心血。同时，其他身心障碍者也都需要适合他们的教育。在课堂上，我的老师还自曝自己就是一个读写障碍患者，当年差点无法从医学院毕业。在考卷字迹无法辨识的情况下，他的导师和院长让他用说出答案的方式来通过考试，才成就后来的一名精神科医生。

他深知特殊教育的不易，也曾在课堂上鼓励我们，虽然每一个自闭症儿童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个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都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但是不要放弃。他要求我们不仅要对理论滚瓜烂熟，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也要能发挥创意、灵活运用。读完所有课程之后，我深感自己也只知道皮毛，无知的深渊仍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我们又如何要求没有修读过特教文凭的一线幼儿教师，熟练地应对特需儿童呢？

港台经验值得学习

在香港，对于特需儿童，教育局有“三层支援”方案，对学校教学做出指引，实行全校参与的融合教育模式。学校每收一名特需生，都有政府的相应资金投入。此外，教育局还提供到校心理学家、到校言语治疗师等服务。在台湾，中轻度特需生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但学校也同时提供资源班和特教班，给特需生提供抽离出来，接受特殊教育的机会。台湾的特殊教育法也保障每年的财政拨款比例，和特需生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都是周边值得学习的经验。

特殊教育很难，但是，我们要越难越爱。就像那些一直坚守在教育前线的幼儿教师一样，他们面对如此艰难的状况，依然热爱教学工作，他们越难越爱。因为，怎么对待特需生，照见文明的本质；怎么对待弱者，曝出文明的底色。

（作者是前媒体人、童书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