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王彼得8月10日大作《华语文的细水，还能否长流？》，提到已故学者魏维贤博士赠送6000本藏书给南方大学的特设文库，包括几百本线装书典藏，以及知名报人李星可的手稿。这个情况令作者“既欣慰又唏嘘不已”。作者不禁问道：“为什么它们没能留存在新加坡呢？”

二战之后，由于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文化工作者，从事各种文化、媒体和教育等专业工作，所以新加坡一直是东南亚华族文化的荟萃之地。南洋大学建立之后，更吸引不少著名文化学者到新加坡讲学，华族文化发展达致顶峰。20年来，大学造就许多文化后进。当然，这些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由于兴趣和研究所需，一般都拥藏难以计数有关历史、文学、语言、教育、书画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参考资料，其中还有不少绝版的书籍文献。这些经典书籍和资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学术资料和文化瑰宝。

每个关心华社发展动向的有识之士，都不免质疑，为什么新加坡会无视这些文化瑰宝的存在，还眼巴巴地看着它们流落他方呢？唏嘘感叹之余，国人似乎陷入难以启齿的窘境。

认真地说，新加坡虽只有100多年的短暂历史，但文化机构林立，而且设备齐全。它们财力雄厚，有足够条件可以挺身而出，负起责无旁贷的使命，认真考虑如何解决文化瑰宝流失他乡的问题。举例来说，各大专学府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华文研究中心、华族文化中心、宗乡总会、社区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对于安置和利用文化瑰宝的工作应该绰绰有余。关键在于，文化机构的管理层，对文化瑰宝是否有足够认知和收藏意愿。新加坡目前仍有不少像魏博士那样保存大量经典文化资料的文化界人士，非常乐意给文化机构捐献保存多年的研究参考资料。

由于反应不佳，文物捐献者只好另谋愿意接纳的机构，以免瑰宝被弃如敝履，成为垃圾废物。当然，要珍藏文化瑰宝，文化机构必须规划扩大储藏设备和解决资料筛选工作，以及如何展示文物，让公众学者善加利用文化资料。就各机构的人力物力来说，个人认为，这些都不是放弃保存文化瑰宝的真正理由。

也许，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因素，就是族群传统文化的敏感性问题。建国初期，有人曾提出新加坡单一民族单一语文的建国理念，认为如果国人太强调族群文化的特殊性，不但有违不同族群的和谐，还会破坏新加坡人不分种族的团结意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我国宪法在独立建国时，就明确规定各族群文化享有同等公平地位。国家建设既要汲取先进国家的开明治国理念，各族群也有保存固有传统文化的必要，以便坚持族群子弟的文化自信。西方化和英语化并不是新加坡独立的初衷或终极目标。

中国有七大方言，共同维系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肩负地方社群的交际和文化功能。在大是大非的国家建设问题上，方言并不是想象中具有破坏性的洪水猛兽，而是凝聚全民意识的有力工具。反观英语区国家，英语是英国唯一通行无阻的语言，苏格兰和爱尔兰却一直要求独立。美国号称文化种族的大熔炉，民众因肤色不同而矛盾重重。由此可见，语言统一并不是国民团结的主要因素，正确的治国理念才是关键。

基于上述理由，保存族群的文化瑰宝并不是什么敏感问题，也没有违背建立新加坡特殊国情的任何宗旨。

目前各族群母语，包括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或方言，皆属弱势语言，实用功能有限。英语是高层次行政、学术、工商、教育以及社交的共通媒介。根据统计，各族群母语局限于族群子弟和少数年轻家庭，约70%以上年轻家庭用语已经英语化。多年来，新加坡虽然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效果并不显著。经过25年的讲华语运动，华语的地位虽然提高了，成为华族共通语，但目前只有约40%的华族居民在家最常使用华语。方言的式微不但削弱族群凝聚力，也让族群的文化功能趋于空洞化，其结果就是英语更为普及，替代方言而成为大多数华族的家庭用语。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保存文化瑰宝自然不是文化机构的当务之急。

庆幸的是，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为了加强双语教育的效果，以及目前华语文学习的低迷情况，黄循财总理宣布，政府将调整母语政策，培养更多精通华文华语的人才。他认为华文成绩优异的学生升中学，应有机会选修高级华文，新加坡人必须保留双语的优势。对华社来说，这犹如旱天雷响，值得庆贺。政策如何调整，大家都拭目以待。

国际格局急剧变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学习华语文的热潮是大势所趋。不需多久，华语将会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跟英语并驾齐驱。到时候，国人就自然会重新收拾旧山河，做好华族语言文化的复兴工作。

未雨绸缪绝对比临时抱佛脚来得有效，把眼光放远一些，好好珍惜属于自己的文化瑰宝，到时就可以在华族语言文化复兴工作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是语言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