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学之传统还继续在不断改变中，充实中，它不是凝固不变的。

因为年轻，新加坡必须自觉，而且积极地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新华文学”是其中一个部分。最近吹起一股怀旧风，《我狮城，我街道》《我星国我街道》等接连出版，此外也常在报刊读到地标诗以及相关主题的小说和散文。学者和民间人士譬如黄贤强、庄钦永、陈煜和李国樑、林志强等人也积极地研究本地文史。我们意识到，了解我们的过去关系到生命的定位和身份思考，是一件要紧的事，而且必须靠大家共同来完成。

谈新华文学的传统自然要从第一代移民、南来作家谈起。林万菁著有《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黄孟文、王润华、方修、骆明、张松建和曾昭程等学者作家也做这方面的编纂和著述，成绩有目共睹。笔者想跨界来看“新华文学”之精神特质的变化。姚梦桐研究新加坡美术史告诉我们，张汝器很早就有意识地以南洋景物入画，上世纪30年代张汝器曾远赴北苏门答腊等地写生，创作了多幅具有浓郁的南洋色彩的油画，比“南洋画派”早20年。张汝器死于二战，“大检证”时他被日军带走，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提这段历史是想说，新加坡那时还是殖民地，张汝器侨居此地，连蓝登记的身份都不是。艺术创作以及对所在土地的情感，是会超越政治和时空的制约的。

华文写作者大略是在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南洋本土的题材，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在1950年代出版的。

尚达曼“第三空间”说法很关键

关于南洋风格，到了陈建坡就有了不一样的表述。在一部纪录片《艺海心印》的访谈中他说（大意），我们曾经画南洋的景物，譬如红毛丹、椰树、渔村、亚答屋……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南洋景物是会消失的，所以一个画家更要紧的是，要捕捉当下自己内心的世界，至于呈现形式是会跟着内心的感动走的；不是画南洋景物就是南洋风格。他又说，我们吸收传统的东西，然后加以开拓、发展，不是关起门来做你的东西……

时间的推移在更大方面一直在改变我们的观念。科技网络的发展，信息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更加广泛而且深刻改变我们的生存形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得不随之改变。因此，关于本土性，写作者要用现代意识去重新省视，要接纳新的元素。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怎么“守好”又怎么“求变”是一个时时会在心中触碰到的问题。感到“困惑”是正常的心情。

时间的推移，到了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那里又有了新想法，近日在演讲中他说，我们要尝试营造一个第三空间。

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拥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实践我们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并从中获得情感的依归；另一个是不受宗教和种族定义的共同空间，也就是各族群和谐共处——彼此都做出一些妥协。第三空间则包括更多元的文化，相互充实。新加坡身份认同有一部分是建基在我们所拥有的文化现实基础上；每个人都将体会到，现今缤纷的环境是一个真实情境，面对它就必须敞开胸襟，对其他文化产生深厚兴趣，并视之为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他强调，这并非一个熔炉，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而是得到充实。

我的理解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都会，人口迁徙、流动是继续在发生的事，多元性和包容性是明显的。现代移民已经改变第一代移民的社会性质。因此，所谓本土性必须具备的特质就是：接纳和聆听，包容与尊重是必须有的态度。我想，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大抵是这样塑造成功的。

“这并非一个熔炉，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而是得到充实。”这句话很关键。“新华文学”的精神内涵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有一个变动不居的部门；概括地说，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传统的；二、西方的，现代的；三、本土的，南洋的。三个方面以“本土”为重心，也可以说“本土”包含了传统和西方／现代两个方面。三者之间是互补的，不相排斥，当然也可以有相互冲击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对于传统，要有“开拓与创新”是大家的共识。传承些什么呢？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自然是知道得越多越好，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传统”会灵光一现，给你一个很新颖的灵感。但是在认知上，对于民众，它有一部分是日常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属于知识层面的。也就是说，有轻重缓急，取与舍的讲究。这方面会有许多不同意见。

二、方言的流失直接影响到民间传统的传承，华文水平日渐低落，几乎到了警钟响起的时候，结果就存在着表达能力和接受能力的问题。对于艺术来说，没有了“受众”等于没有了土壤。

三、如果缺乏对传统的认知基础，对于现代美学的汲取是不是会存在辨识能力的问题而明显出现偏差，最后，失去华文文学的特色？

四、对新加坡，所谓本土性包括传统、西方或者说现代，以及在地与南洋，内容多元而博大。变动性是特质，视角是变动的。但是，历史根源以及各族群的文化本色，应该是这个“视角”的一个坐标。

（作者是本地作家）

（本文是10月8日在《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发布会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