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减少一次用塑料，本地大型连锁超市自2023年7月起，对每个塑料购物袋征收至少5分钱，但人们使用塑料袋的习惯依然普遍。新加坡国立大学近期的一项调查就发现，近两成受访者每周丢弃至少八个塑料袋，可见政策在改变日常行为方面仍面临一些阻力。

调查进一步揭示，约35%受访者愿为每个塑料袋支付最多1角钱，但当收费提高至2角以上时，愿意付费的比率骤降至不足11%。价格能促使人们改变行为，但习惯以后，效果便可能逐渐减弱。再说，环保若成为成本转嫁的工具，反而可能削弱民众的支持与信任。以餐饮打包盒为例，原价3元的餐点因加收3角打包费，等于涨价10%，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消费者在2023年下半年，支付逾244万元在昇菘和平价超市购买塑料袋，超市把其中226万元用于社会与环保项目，但个体商户是否把这方面的收入投入环保，并无明确公开信息。

若环保名义沦为变相涨价，政策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此外，随着环保趋势日益升温，漂绿（greenwashing）现象也愈发突出。一些商家不提供塑料袋，却高价售卖环保袋，造成囤积浪费，制造新的垃圾，反映出市场监管的不足；环保不应沦为营销噱头。

本地日本超市Don Don Donki原本在2024年全面停止提供塑料袋，近期又恢复以每个5分钱价格供应可生物降解塑料袋。相比原有的做法，有选择的安排反而更能促进行为改变，毕竟培养环保习惯也必须从便利性着手。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习惯自备购物袋、饭盒和餐具，是长期文化塑造的成果，绝非一蹴而就。

不过，改用可生物降解塑料袋值得商榷。国家环境局早在2018年便指出，本地塑料垃圾主要通过焚化或回收处理，不进入填埋场，因此生物降解塑料袋在本地的环保效益有限。若与传统塑料混合处理，甚至还可能干扰回收流程。因此真正有效的策略，仍是少用、慎用一次性塑料袋与容器。

环保政策的执行还须贴合新加坡的生活结构。新加坡的住宅环境与许多国家不同，大多数人居住在高楼，厨余与生活垃圾的处理几乎离不开塑料袋，这一习惯自1970年代便已形成。即使超市塑料袋收费提高，许多家庭仍会转向购买更廉价、质量较差的塑料袋用于垃圾包装。这种移转消费现象提醒政策制定者，不能仅关注单一环节的收费或限制，而应从整体上系统优化生活垃圾处理机制，才能真正减少塑料的使用和浪费。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塑料来源是电商包裹。2023年，新加坡每天约有18万6000个快递包裹，全年包装垃圾高达1万5900公吨，超市配送使用的塑料袋也非常慷慨，有时甚至不必要。若能在配送时拆袋、分发商品，便能大幅减少塑料袋的消耗。不过，这也意味着送货员在每位顾客身上花费的时间将相应增加。因此，环保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仍须进一步探索。

网购带来的便利也衍生出另一种隐性浪费。一些消费者冲动购物，不合便随意弃置的消费文化，正成为环保的另一大阻力。归根结底，环保教育才是最根本的长远之计，包括垃圾分类和蓝色回收箱的正确使用方法。

新加坡推动环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实现目标，还需要更多耐心、弹性与智慧。真正的改变，往往藏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今天少拿一个塑料袋，明天自备餐具。环保并非免费，它涉及成本，也会造成不便。习惯了高效与便利，我们愿意为环保牺牲多少？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